阅读常熟│与你线上共读《南方夫子——言偃》第三十六篇

《南方夫子——言偃》第三十六篇

由常熟市政协文史委联合本地文史专家学者历时两年编撰而成。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言偃生平，以纪实为主；中编论述言偃思想，以评论为主；下编为言偃史存，汇集了家谱、史志、地方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言偃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被后人尊为“南方夫子”，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因其称为“文学乡里”。

言偃的传道育人

三、教育内容与方法

言偃之教，比起学友的教育，显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曾参重于身体力行敬事父母的道德修养，故而他的教育事业表现出以孝为教的特点；卜商则兼济早期法家“善持势”（《韩非子》）的气质，因此他的教育事业表现出变法改革的特点；颛孙师则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于是他的教育事业表现出儒家忠信的特点。言偃则因其身世和个人特质，得益于孔子因材施教，深通夏、商、周三代治国安民的典章制度，所以他的教育事业表现出儒家文学、礼乐的鲜明特色。

展开剩余81%

言偃传道讲学，除沿用孔子创办私学的教材外，还有他亲自参加编辑的《论语》和亲撰的《礼运》。所用教材内容大致有三种：

1．“六经”：《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载及孔子使用的是自编教材，他“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从而“编次其事”。并把“古者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得到“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他“晚而喜《易》”，又“因史记作《春秋》”。言偃在《春秋》的编纂中也付出了辛劳，做出了贡献。

2.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与典籍书册类的“经”不同，“艺”侧重于技巧手艺类，属于通俗的教学内容。孔子曾称赞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孔子对子路讲：“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告诫他，除了具有优秀的品质外，还需有礼貌、有文采。孔子提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孔子对音乐兴味很浓、造诣很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认为门徒们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乐其实同美育有关，射、御则与体育有关。孔子向门徒们讲过：“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御者是驾驶员，射者锻炼身体、保家卫国。孔子根据自己的条件，希望先学好驾驶技术。书写和计算在春秋战国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也是需要掌握的知识。

3．言偃参加编辑的《论语》和亲撰的《礼运》篇，是言偃与“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也是言偃教育的主要教材。其中当然会结合孔子的谆谆教诲。

言偃接受并传承孔子的教育方法，主要有：

1．一视同仁。孔子教导儿子孔鲤，与教导弟子没有两样（见《论语·季氏》）。他说：“二三子以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没有亲疏之分，不搞暗箱操作。

2．教学相长。孔子自称为“丘”，不摆架子。在休息时间与弟子们促膝言志，在师生互动中促进教与学。孔子在平日还能正确接受弟子的批评，如在卫国孔子见南子后，子路曾表达了不悦（《论语·雍也》）。

3．举一反三。《史记·孔子世家》载：“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通过启发，使之触类旁通、融会贯通。

4．因势利导。《论语》记述，凡弟子问仁、问孝、问行、问政、问士、问君子等，孔子均是有针对性地予以不同回答。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表示非常满意。（《论语·子罕》）

5．评点人事。在议论古代或当代的人物和事件中让弟子们明辨是非、分清善恶。例如，评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孔子有时会就近取譬，也会在议论中设身处地、推己及人。

6．有的放矢。孔子承认人的天赋不一，性格各异，应当以不同方式施教。他把弟子的智力分成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论语·雍也》）。他对弟子的个性特点了如指掌，并予以区别施教。如“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胆小的鼓励，胆大的泼点凉水。

重本育人，是言偃教育方法的特有之术和光彩亮点。言偃主张先本后末，重本轻末。所言之“本”，即是“大道”。

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言偃受子夏邀请前往西河（今河南安阳）讲学。在西河期间，言偃看到子夏传授《诗》、《易》、《春秋》成绩斐然，内心感到非常欣慰、敬重。但发现子夏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就不客气地批评他教育重末轻本。言偃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意思是说：子夏的学生们，担当洒水扫地、招待客人、应酬问答一类的事，那是可以的。不过，那是末节小事，而实在的本事却没有。那可怎么行呢！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子游的话可错了！君子之道，哪一项是先传授的？哪一项又是后传授的呢？好比草木，要区分不同类别。君子之道，怎么可以随意歪曲呢？有始有终的人，才是圣人啊！

言偃对子夏的教学方式极为不满，认为学生洒扫、应对、进退只是些小的礼仪，“特恐子夏之泥于器艺而忽于大道”（钱穆“按语”）(44)因此，言偃从礼治的大处着眼对子夏提出了批评，说他本末颠倒，只重视细枝末节的事，而礼和做人的根本却没有教。言偃认为安君理民，民是根本，舍本逐末，达不到为政爱民的要求。子夏则做了辩解，认为礼仪从小事做起符合常理，自己奉行的先末后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才是“君子之道”。双方各自坚持“本”与“末”的关系主张，引发了两人的一场争论。

当代学者匡亚明先生对比言偃与子夏的教育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特点后写道：“子游重本轻末，主张由本（仁）直接悟入。子夏先末后本，主张由末达本，即由礼乐体会仁。也就是说，子游强调主观的人格自觉，子夏强调客观的礼乐制度，他们代表了儒家学派的两种不同倾向，后来分别演化为孟子的仁义学说和荀子的礼乐学说。”（《孔子评传》）

言偃与子夏关于“本”、“末”的西河之争，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学方式争鸣，是我国教育思想源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常议常新，影响着人们的教育实践。

（44）钱穆：《儒学十三经》，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发布于：北京市